法治日报社2024年度社会招聘情况公示（4）

不过，法家、道家等提出的主张仍然是中国传统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陈睿超：《实然何以推出应然——北宋道学开创的实质性进路》，《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1期，第75页。神为不测，故缓辞不足以尽神，缓则化矣。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第464页。原载《宋韵文化》第2辑（杭州市社会科学院编，2023年4月） 进入专题： 张载 气学体用论 。[28] 丁耘：《道体学引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91、192页。因此，郑宗义认为唐君毅所开创的超越主义的唯气论是最能体贴张载哲学的路径，其核心在于以气之感通言神化不息和德性工夫。[26] 陈睿超：《实然何以推出应然——北宋道学开创的实质性进路》，《道德与文明》2022年第1期，第75-76页。

象有形而下之物象和形而上者的区别，因而心之知亦有见闻和德性之别，前者所谓因物同异相形，万变相感，耳目内外之合（《大心》），后者所谓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大心》），而这种天心并不能够通过平面扩展式的感通他人和外物而达到，只能是通过去物虚心而朗现太虚之象，此所谓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大心》），风雷有象，不速于心，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诚明》）。尽管以太虚本体成立气之超越性或成问题，因为太虚与气之关系只是显隐、动静之别，但牟宗三对超越性的指明却是引导我们继续思考的关键，即遍运乎气而为之体，这也是两一结构的关键。阮元《孝经义疏》已据《宋史·邢昺传》等文字指出，邢昺实为校定，并未为疏。

【19】然元氏疏所论，实则一本玄宗《道德经》注以为说。【注：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君人之化理。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开元初注：言上虽无道，为有争臣，则终不至失天下。

李齐古《进御注孝经表》言：开元天宝圣神文武皇帝陛下，敦睦孝理，躬亲笔削，以无方之圣讨正旧经，以不测之神改作新注，朗然如日月之照邈矣。此点在《三才章》和《圣治章》的注疏中体现最为显著，因为这两章均言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而这两章元氏疏都援引玄宗《孝经制旨》，尤其是前者，《制旨》言天无立极之统，无以常其明。

62 （清）曹元弼：《孝经郑氏注笺释》卷一，国家图书馆藏民国二十四年（1935）刻本。又妻杀其夫，篡其位，无不至也。玄宗在对《道德经》《孝经》的注解中都表现出了对太平世的希冀，前者言道德，后者亦言至德要道，均为演说道德之经典。玄宗虽以孝治为标榜，但其内里却极为强调律法。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中这句话也是写作不及者未之有也【63】。关于玄宗注与旧注之不同，参看拙文《刘炫〈孝经述议〉与魏晋南北朝〈孝经〉学》（《复旦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但是不论《礼运》还是郑玄注，强调的都是以礼治国，孝慈之道恰恰与礼治相辅相成，《礼运》言：圣人之所以治人喜怒哀惧等十情、修父慈、子孝、兄良、弟弟等十义，舍礼何以治之？以礼成治，可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此仍是公天下的太平之治。木赐近贤，贻嗤于武叔。

这一判断颇值得商榷：首先，即使删去己字，也丝毫不影响对患不及者文义的理解，清末曹元弼早已指出，郑注即云行孝终始不备而患祸不及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62】，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有己字都不影响将患理解成患难，同样，也不影响理解成忧患。（参见陈铁凡：《敦煌本孝经类纂》，台北：燕京文化事业公司，1977年，第5页。

4 据此疏文亦可见，位列十三经注疏中署名邢昺的《孝经注疏》并非邢昺所作，而基本是元行冲疏原本。对于教以臣，元氏疏：案《祭义》云‘朝觐所以教诸侯之臣也者，诸侯，列国之君也。

今六纪废绝则孝慈名彰，若绝兼爱之仁，弃裁非之义，江湖无濡沬之进，慈孝有自然之素，故民复于大孝慈矣。【24】以小成、大通分别对应于仁义之治与无为之治。】修身慎行，恐辱先也。【58】逆乱之说，正是本于《唐律》十恶之罪的名例：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四曰恶逆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故其解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谓：前章云大道废，有仁义，此云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者，明大道之世，所谓玄同，民无私亲，悉皆慈孝，故理至则迹灭，事当而名去。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

《孔传》区分事父与事君之不同：父有过则子必几谏，见志不从，起敬起孝。50 《孝经注疏》，第9页。

昭者有之，彰者则未见。玄宗注彻底将郑注三老五更说这一《礼记》所谓天下之大教转变为一家之内的宴饮之礼。

实则清末大儒曹元弼《孝经校释》早已指出当为‘制旨曰。【2】《唐会要》卷三十五载御注制成后，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3】。

这正呼应了《孝经序》的叙述——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抑下句‘进思尽忠，注已明言‘进见于君云云，天宝本加注‘上，谓君也，反为蛇足。【注：事宗庙能尽敬，则祖考来格，享于克诚，故曰著也。值得注意的是，开元初注作言必合法，行必顺道【52】。

究其实，并未如其《孝经序》所言：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于鬯也注意到此问题，谓：百官有助君祭享者，若民则无与也。

而《孝经》本即要求不同阶层的人都要行孝，玄宗注的问题在于：他将终始理解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一方面强调了行孝者的普遍性，如其《制旨》所说，每个人都不用担忧自己不能践行作为圣人之德的孝，人人都可以做到，且必然能做到，清儒于鬯指出玄宗注义是言孝道之易能【65】。【28】由此可见，唐玄宗注解《孝经》背后隐藏的恰是道家的底色。

而礼法的有效性，正是以礼法施行的普遍性为首要前提。王粲称伊、洛已东，淮、汉之北，一人而已，莫不宗焉。

元氏疏言：卉木无识，尚感君政。自《屯》《蒙》至《需》《讼》，即争讼之始也。此处所欲揭示的是，玄宗不取郑玄之说，元氏疏在此基础上更要进一步解释其为何不取，于是咬文嚼字以《祭义》作为借口，恰表明疏文想要维护君主的至高无上地位，因为君主不能以孝事三老，这不合君主的身份。元氏疏：此对《论语》云：‘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

显然，玄宗此注体现的恰是公先于私，并未落实在儒家对庶人孝养生活的民本关怀上。这一判断颇值得商榷：首先，即使删去己字，也丝毫不影响对患不及者文义的理解，清末曹元弼早已指出，郑注即云行孝终始不备而患祸不及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62】，也就是说，不论是否有己字都不影响将患理解成患难，同样，也不影响理解成忧患。

门内门外，恩义不同，微谏、强谏，公私亦异，事势然也。对于《疏》文引《制旨》之处，学界诸多研究者均言共有4处，却忽视了《广要道章》亦有1处。

‘上文可以兼之，故云‘上谓君父也。后者为用礼义以成治，是禹、汤、文、武、成王、周公之时，特点是谨于礼，以礼义为根据确立五伦、设置制度刑法。